第一百三十二章 (第2/2页)
　　
　　几近重合的时间点，以及巧合的历史史实，将谜团的终极指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亡国危机——1969年珍宝岛冲突引发的中苏军事对峙。
　　
　　自50年代末中苏交恶之后，苏联迅速撤走所有在华人员和物资，并强势逼迫中国归还债务，此后，由于中苏国界尚未完全确定，中苏边境地区自此摩擦不断；
　　
　　从1964年开始，苏联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并陆续增加兵力，总数达到54个师共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
　　
　　1968年，苏联又在新疆附近大量调遣兵力，将原本12个不满员师级编制和两百架飞机的战备力量，突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同时又与蒙古达成协议，苏军协助蒙古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对中国形成大军压境的气势。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密谋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实施炮击，导致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苏军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装甲车，以及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而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其后中方打退了苏军的疯狂进攻，并自此控制了珍宝岛全岛。
　　
　　珍宝岛冲突之后，中苏之间的矛盾隔阂达到了顶点，苏联人更是以珍宝岛战败为耻，扬言对中国发动毁灭性质的核打击。
　　
　　当时的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了大约五十到八十万军队，五千到一万辆坦克，超过两千架飞机，对中国形成庞大的战略性包围。
　　
　　其最引以为傲的机械兵团更是可以以每天50公里的梯队速度向中国边境推进，而苏联内部更是高呼准备对中国实施诸如闪电战、斩首战之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强势威胁，早在中苏交恶之初，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席就对此作出了一系列战略调整，其中以“三线建设”最广为人知。
　　
　　自1964年开始，中国相继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近四成、多达2052.68亿人民币的巨额资金；而在人力方面则包括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以及成千万人次的民工。
　　
　　这些人在国家的号召下，全民备战，全力支援三线建设，他们在偏远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建起了超过1100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以及常人难以统计查证的秘密工程。
　　
　　在国建委的指挥批复下，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等一批工业城市的大中型军、民工业陆续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做到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而所谓的隐蔽，就是将这些机密的国防尖端项目穿岩入山、藏匿进洞，保存科技工业实力，防止敌方彻底绝育中国军工力量。
　　
　　这一空前的战略大调整和战备动员，在全国各地建成了上百个机密、半机密的军工企业和军事工程，其中一些至今仍未公开的绝密军事项目，仍深深隐匿在不为人知的深山老林、大漠荒野之中。
　　
　　而为了防止苏联对中国发动类似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突袭，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危机爆发前就开始迅速撤离，全军也开始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部队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
　　
　　在全民战备的大背景下，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之众，包括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
　　
　　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大战之势一触即发。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机械兵团和核武威胁下，分散在机要地段的核掩体工程开始秘密运作，毛主席迁赴临近咸宁“131军事工程”的武汉，林（和谐）则奔赴苏州的防核地下掩体，周恩来总理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空爆袭击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从这些战备动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做好了防核武打击的撤离计划，其中以领导人的防核掩体为重中之重。
　　
　　单是披露出来的领导人防核掩体总计三处，分别位于北京、湖北咸宁以及江苏苏州。
　　
　　这三处掩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均在中国中东部的腹地，远离苏联以及越南、印度等亲苏国家的包围圈，但以北京最为势单力薄，地理位置上离苏联最近，而且缺乏高山密林的掩护，极易被苏联的装甲部队由北向南推进侵入。
　　
　　而位于中东部的咸宁、苏州则占据了地理和交通补给优势，在苏军后勤补给线不能大幅拖长的情况下，黄河以南是最后的防御大后方，但一旦让苏军从海上登陆或者陆上自南向北进入中国腹地，这两处防核掩体不见得是最好的驻守阵地。